一边写作业一边踩缝纫机踏板是许多80、90后的童年回忆，缝纫机曾经是最常见不过的纺织器具之一，大到制衣企业车间，小到妇女的床头，都可见到缝纫机的身影。
但其实，缝纫机作为第一次工业后的产物，传入中国的时间并不长。1869年，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访问英国时才带回了中国的第一架缝纫机。它叫镀金胜家缝纫机，是李鸿章送给慈禧太后的礼物，当时还有英国媒体报道了此事。
缝纫机进入中国市场最早出现在1872年，晋隆洋行在《申报》上刊登了一则 “成衣机器出售”启事，上面写道：“新到外国缝纫机数辆，每辆洋价50两，欲购请来本行接洽。”当时这家洋行经销的就是美国胜家公司（当时叫作辛格公司）的产品。
胜家公司是美国最早开始生产缝纫机的公司，创立人是一名美国机械工人。后来，胜家公司又发明了脚踏式缝纫机和电动机驱动缝纫机，并投入大规模商业化生产和推广。从此，缝纫机开始走入私人，为千千万万户家庭提供服务。截至1891年，胜家公司已累计生产1000万台缝纫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基本垄断了世界缝纫机的生产。
1880年左右，胜家公司在上海南京路（今南京东路446号）设立了上海分公司。为了更好的推销产品，胜家公司以较高的报酬雇用中国女工，经培训后让她们带上缝纫机沿街表演，向市民介绍缝纫机的操作方法。很快，胜家缝纫机就在上海成为了众所周知的先进制衣机器，胜家也几乎成为了缝纫机的代名词。末代皇帝溥仪就曾送给她的皇后婉容一台胜家缝纫机，可见当时缝纫机的稀罕程度。
后来，中国本土的缝纫机品牌也渐渐兴起，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诞生自上海的“蝴蝶牌”。“蝴蝶牌”源自创建于1919年的“协昌铁车铺”，该厂自1940年开始生产缝纫机整机，于1982年取得“上海协昌缝纫机厂”的厂名，并一直沿用。
该厂缝纫机“蝴蝶牌”名字的来历十分有趣。1946年，“协昌”决定将缝纫机的产品商标从“金狮”更改为“无敌”，因产品造型使用的是“蝴蝶”图案，“蝴蝶”和“无敌”的发音又在沪语中完全相同，从此，上海协昌缝纫机厂的“无敌牌”缝纫机就有了“蝴蝶牌”的美称。
文字和造型上的 “双关”大大助力了“蝴蝶牌”缝纫机在上海人中广泛传播，很快成长为畅销全国的知名品牌。1967年1月，上海协昌缝纫机厂改称上海东方红缝纫机厂，“无敌”牌的缝纫机商标也从此正式被“蝴蝶”牌替代。
“蝴蝶牌”在中国百姓中家喻户晓，成为了许多家庭的梦想“标配”。20世纪十年代，“蝴蝶牌”缝纫机与当时的“永久牌”自行车、“上海牌”手表一并成为青年男女结婚的“三大件”，再加上“红灯牌”收音机，就是知名的“三转一响”。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缝纫机不再像以前那样要凭票购买，而是敞开供应，缝纫机不再“一机难求”。但协昌缝纫机厂生产的“蝴蝶牌缝纫机”由于产品质量过硬、信誉度高，仍旧创造了年产140万台的高纪录。
缝纫机进入中国，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曲折的近代化历史。同样位于亚洲的印尼，它的近代化路径和中国类似，都是在殖民统治之下，因强行引入的现代技术而加速开启了现代化进程。缝纫机于1880年前后进入荷属东印度，在逐渐走入大众日常生活的过程中，也深刻改变着印尼人的穿衣风格、社会风尚，生产生活方式等。
今天，小北为你带来的新书《自行车、港口与缝纫机》就聚焦于亚洲城市的现代化历程，以缝纫机这样的小角度为切入点，展现基建和现代化对于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深刻变革。通过这本书，你可以看到西方基建是如何被亚洲进行在地化的重新诠释、改造，和利用，在互动往来中展现亚洲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与主动性。
本书的作者曹寅是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他多年来思考亚洲城市变迁，善于用生动的细节剖析西方基建给亚洲社会带来的剧变，以及对于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改变。
不同于以往研究，曹寅教授摈弃西方中心视角，用亚洲人自己的立场进行阐述，从而为读者呈现出一个不同的近代亚洲。
阅读本书，将会给你带来对身边已经司空见惯的事物的重新思考，以及对于亚洲现代化历程的全新理解。
缝纫机可能是近代以来最早被规模化生产并在世界范围内销售的工业消费品。胜家公司在缝纫机的全球扩张进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20世纪初，胜家公司将注意力转向非西方世界，把非洲、奥斯曼帝国、东南亚等地区视为其下一个潜在市场。
在向亚洲和非洲客户推销其缝纫机的广告中，胜家公司将其缝纫机称为“文明的先导“。这是一句极具“东方主义”偏见的广告，带有两重意涵：一方面，它告诉去往亚洲和非洲的西方人要带着缝纫机同行，用缝纫机缝制的现代衣物来彰显自身的优越、文明，与进步；另一方面，它希望亚非当地的土著也购买和使用缝纫机，来学习西方文明社会的穿着和礼仪，摆脱落后愚昧。
在印尼富有家庭的照片之中，缝纫机往往会被摆在女主人卧室里极显眼的位置，旁边站着一名仆人。一方面，这能作为该印尼家庭 “现代”和“文明”和特质的彰显；另一方面，这也符合了社会对于女性的期待，满足中产家庭中的女性想要展现自身地位的诉求。
对于缝纫机的发明者来说，这种机械装置是用来帮助提高缝织效率以及减少劳动力成本的。然而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印尼，当地的劳动力既充沛也廉价，富裕人家几乎都雇用有四至六个仆人打理家务，因此也就并不存在用相对昂贵的技术产品替代人工劳动的条件。
实际上，缝纫机在印尼富裕家庭中的主要功能并非节省劳动力成本或者提高缝纫效率，而是与当时荷兰社会对女性的期待以及中产家庭女性想要展现自身地位的诉求息息相关的。
对于印尼基层社会的女性来说，缝纫机的出现则给她们提供了新的机会与平台。19世纪下半叶，荷属东印度的经济发展带动了城市化进程。大量印尼女性开始进入到城市寻找工作。她们中的绝大多数成为了城市富有家庭的佣人，在雇主家中学习如何使用缝纫机，拥有了独自谋生的技能，使得她们可以逐渐脱离父权家庭，独立生活。
因此，在缝纫机刚进入印尼社会时，其呈现出的社会属性远大于功能属性。缝纫机本身在成为印尼中产及权贵阶层用以标识自身身份的工具的同时，由女仆操作缝纫机所生产出的织物也成为了身份标识物。生活在印尼的荷兰女性为了使自身显得更加高贵，会要求女佣使用缝纫机为衣衫缝制各种精美的蕾丝花边。
除了富有家庭之外，专门缝制衣物的制衣厂也在19世纪末开始使用缝纫机。自1870年起，私人资本开始被允许进入基础设施建设、种植园、矿产以及旅游度假等领域，带动了城市化进程。
这对劳动力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劳动力在观念上和身体上被同时规训，以适应资本主义管理和生产效率最大化的需求。统一样式的工作服的引入便是这种规训的外在体现。
这些在城市现代行业中工作的印尼人成为20世纪初印尼的白领阶层，而对于他们来说，现代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穿着西式服装。纽约新学院的人类学家安·劳拉·斯托勒将这种引导起名为“教育”。
他们不再关注殖义带给他们的结构性压迫和歧视，而更多去关注追求与荷兰人相同的现代生活方式。换句话说，荷兰人维持其在印尼殖民统治的基础，就在于合理引导印尼人想要变得更加现代的。
以缝纫机为代表的现代技术在印尼发生了内涵上的异化，现代技术的社会属性在殖民地社会被放大，缝纫机更多变成了一种展示品，用来标示使用者、拥有者的社会身份、性别，以及族群的阶序特征。缝纫机在印尼的推广历程也深刻反映了资本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给殖义带来的活力，和对印尼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影响。
对于缝纫机、铁路、蒸汽船、光学仪器等技术的普及，当时印尼各个阶层都抱持了乐观的态度，认为有助于走出愚昧落后迷信的黑暗时代。在这个现代印尼国家中，欧洲人与印尼土著能够快乐和富足地共同生活。
然而姆拉泽克指出，人们对于技术和现代性的痴迷与期待并没有弥合印尼社会内部的差异，反而加速了印尼多元社会的瓦解，并加深了荷兰人与印尼人、权贵与平民之间的隔阂。
到了荷兰殖民统治末期（1940 年代），现代技术已然成了为荷兰和印尼权贵们服务，巩固其既得利益以及为其控制和剥削基层社会的工具。
借助姆拉泽克的研究视角，透过缝纫机这一现代技术工具，我们可以看见印尼多元社会在与现代性遭遇后发生的阶层与族群的异化。
长久以来，学术界对于全球在地化亚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殖义、民族主义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等议题上，却忽略了被这两股力量裹挟而又影响着他们进程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当研究者们开始逐渐将注意力转移到在全球在地化亚洲地区生活的普通人的经历上时，这些普通人在生活中所遭遇、制造、使用的技术却始终没有得到关注。
这实际上体现了“西方中心观”的理论和视角，即技术始终是由西方人带到殖民地，由西方人或受到西方教育的殖民地精英改造和使用的，殖民地的普通民众被描述成了被动的或不相关的接受者。
但实际上，殖民地的普通民众积极参与了各项技术的在地化改造与利用；在很多情况下，被殖民者甚至开启了对特定技术的全新诠释，并将其付诸实践。
曹寅的阐述极力跳出“西方中心”的视角，聚焦于亚洲在地基层社会的变迁，重视生活于其中的普通人的经历。是人口、商品、思想、制度的全球流动以及基层行为体对此的参与和反馈共同塑造了我们今天所认知的亚洲，亦即所谓的 “全球在地化亚洲”。
这个概念的提出也恰好与作者对基建的兴趣相呼应。一方面，基建是全球化宏大叙事的产物，背后隐喻了技术、专家、资本、物质材料的全球流动；另一方面，基建与在地基层社会又有着深层次的互动。基建不但影响着普通人的生活，也同时被普通人重新定义、改造和利用。
基建在许多不为人知的方面悄悄改造着人类，普通人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以自己的方式对基建进行重新想象、诠释和改造。通过关注殖民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及其在生活中所遭遇、制造、使用的日常技术，我们有可能消弭带有极强西方中心观的殖民地基建宏大叙事，取而代之的则是在地社会普通人主体性的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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