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0年始，此后三十年，上海出产的轻工业品出现了空前绝后的繁荣，好像盛夏突然到来，那种不可阻挡的灿烂艳阳。”
在上海作家陈丹燕的回忆里，曾经全中国球鞋是上海的回力最好看，全中国奶糖是上海的大白兔最香浓，全中国棉被被面是上海出产的更体面结实。渐渐地凤凰牌自行车代替了英国的蓝翎自行车，蝴蝶牌缝纫机代替了美国的Singer缝纫机，上海牌胶卷代替了欧美的爱克发和柯达。一个外地人，会把在上海采买的所有日常用品大包大包带回家，他用的旅行袋轻便结实，袋子上印着外滩的天际线，那个包包也是上海的，名叫“上海牌”。
就是这些上海本土品牌，共同维护了上个世纪国人日常生活的体面。而今又过去了三十年，那些上海本土老品牌怎样了？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陈丹燕陆续调研了四十个上海轻工业老品牌的历史与现状，发现它们有的顺应时代潮流另辟天地，有的在岁月流逝中销声匿迹，也有的勉力维生而风光不再。这部分内容作为新版《陈丹燕的上海》的补充，独立一章，特别呈现。
2月25日，“陈丹燕的上海是怎样的？”分享会在一见图书馆举行。看着陈丹燕在PPT中放出的一张张“上海牌全钢手表”“蝴蝶牌缝纫机”“凤凰牌自行车”“金星牌电视机”，读者们七嘴八舌，热烈异常。他们有的是上海本地人，津津乐道自己小时候见过哪些；有的来自外地，说她的父母曾回忆结婚前来上海采购的场景，这对夫妻在她结婚时又特意来上海买了一对上海牌手表；有的曾是1970年代来中国的德国留学生，他至今都会应德国亲友之托带回去几大包大白兔奶糖；还有的甚至建议上海办一个轻工业产品博物馆，将能收集到的上海出产老物件一一展出，以共同纪念那段物资紧缺却踏实浪漫的岁月。
其实，这四十个上海老品牌，都能在陈丹燕的作品里找到踪迹。在“上海非虚构三部曲”（《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和“外滩非虚构三部曲”（《外滩：影像与传奇》《公家花园的迷宫》《成为和平饭店》）中，陈丹燕有意无意地留下了许多详细而精准的“物件”信息。
比如2008年出版的《外滩：影像与传奇》写：“她的未婚夫为家里买了友谊商店里全套的优质家用物品：上海牌全钢手表，蝴蝶牌缝纫机，凤凰牌脚踏车，金星牌电视机。”又比如：“无数蓝和红花面子的棉被迎风翻飞，有时也能看见凤凰牌的纯羊毛毯，织着一大花团四边小花的图案。那是当年最出风头的毛毯，因为它是锦江饭店接待美国总统时，床上铺的毛毯。”
“最初写这六本书时，我也没想到，未来有一天，会为书里出现过的这些上海老品牌寻根究底。那时写得细，主要是因为它们是非虚构作品，对细节的要求比小说高。而当我做好调研，为它们写下一句句的注释时，我才发现我们可以从中洞见上海生活在那个时代留下的面貌。”陈丹燕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它们不仅仅是上海人的物质生活面貌，也是上海城市精神的面貌。
在调研过程中，她找到上海铅笔二厂曾经的黄明旭核对史料。黄明旭年过古稀，不大会用电脑，但了解了陈丹燕的来意后特别激动，告诉她一定会倾力相助，因为从来没有作家找过他了解上海的轻工业历史——即便那是一段无比辉煌的历史。
“这些上海老品牌大多于1960年代前后涌现出来，那时人人都有一股劲，想为这个国家的建设奉献更多。”后来陈丹燕发现，那里面是一种近乎天真的乐观精神，一种拼命向前的、“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气质。这种精神和气质从明亮的蓝色，红色，以及变化多端的绿色里呈现出来。特别是对绿色的运用，草绿色令人想到1970年代少年们的的确良长裤，而灰绿色则令人想到上海月份牌里的那种特殊的绿色。
“上海是一个维护和尊重日常生活的城市，但它的精神里却一直有种世界大同、与英美比肩而行的理想。”陈丹燕说。
在陈丹燕看来，上海的轻工业品和手工业品在中国城市化转型的长期过程中其实提供了一种社会主义城市的生活方式。但改革开放后，中国本身的手工业品和轻工业品带来的生活方式以及人们对日常生活中的思考和实践就慢慢消失在全世界超级市场和奢侈品市场提供的产品中。
就说风靡一时的“上海包”。随着1990年代箱包市场的逐渐开放，世界各地的品牌行销中国，上海牌包袋逐渐停产。当陈丹燕开始寻找它的商标权，发现“上海牌包袋”竟然没有，也无法注册商标专利。后来她去找它当年的生产厂家，也找到了当年最可能、也最应该是生产厂家的上海皮革箱包厂，但全厂上下已经没人知道生产细节，只了解到这种包袋行销全国之时正是上海的计划经济时代，是上海的轻工业局发单给上海的各家工厂生产，产品由国家统一调配销售。
而其他至今存在的老品牌，不少也从原先的“新潮标杆”变成了“中老年标配”。“当年经济生活并不发达，产品第一追求实用耐用，然后才是时尚美观。”于是她想，有没有可能把那些曾经流行的产品时尚化、美观化，让它们重新变成众人尤其是年轻人都能够接受的品牌？
就这样，陈丹燕开始了第一个尝试——重做了印有“上海”两个字的包袋。在《外滩：影像与传奇》中，她曾写到这种上海牌包袋：“外滩楼群天际线年代上海出产的各种人造革提包上，在天际线的上方，印着‘上海’两个字。这种式样简单，结实耐用，并装有拉链的大小提包以及旅行袋，因为品质良好受到大江南北中国人的欢迎。在中国纵深的腹地，它更是时髦的象征。”
陈丹燕新做的这款包袋，依然用到了“上海”两个字，但在形状、配件方面做出了适应当下审美的改变，也在材质多样化方面做出了更多探索。“大家看到它的第一眼，会马上感觉这是我妈小时候拿的包，这是我爸小时候拿的包，那里有我们这代人非常温暖的回忆。我会觉得这个包打开来是他们从食堂带回来的大馒头，然后是《参考消息》，偶尔还有大白兔奶糖。”
“我觉得我们可以慢慢留下生活方式里有共同记忆的那部分，它们是比建筑更容易消失，但更容易引起共鸣的城市遗产。如果能够这样做，这个城市的生活方式既有经济和实用，也有我们朴素而天真的美观。”她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我希望我们上海的国产品能再度回归，被更多的年轻人视为今天的国潮。只有这样，这些老品牌才能自觉地顺应时下的审美，不仅仅满足于‘活下去’，更追求‘活得好’。”
1955年7月，上海轻工业局组织上海钟表行业五十八位老师傅经过五十多天日夜奋战，用手工制作了十八只细马、防水机械手表样机，这应该算作中国手表的始祖。1958年，上海手表厂正式建厂，生产出第一批上海牌手表。1958年7月1日，上海牌手表在上海第三百货商店上市，顾客排队购买，一时成为中国时尚。1960年代后期，手表厂技术人员从的手迹中选取了一个“上”字和一个“海”字，拼成毛体，这个“上海”商标一直沿用至今。1960年代，戴手表的中国人，每四个手腕上就有一只上海牌手表在闪烁着“自力更生”的光芒。
1960年代初，我国的国防、公安、新闻、医疗、科研、体育等领域急需国产的高级单反相机。在工业基础力量相当薄弱的情况下，上海照相机厂临急受命，1964年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高级单反相机——上海DF-7型。作为中国第一台高级单反相机，1960年代，海鸥照相机就已享誉海内外。在那个食品和娱乐都很短缺的年代，拥有一台海鸥牌照相机，可以使你成为上海最酷的人。
凤凰自行车源于1897年中国第一家自行车车行——同昌车行，有百年历史。1958年5月，上海自行车三厂成立，品牌诞生于1950年代末。在发展过程中，它的技术以自主研发为主，追求创新。2010年进行体制改革，自建生产基地，并构建起完善的生产供应体系。自1959年1月1日“凤凰”商标注以来，全球已有近两亿消费者选择了凤凰自行车产品。
1927年，我国第一台国产缝纫机在协昌缝纫机厂诞生，取名“红狮牌”。1940年“红狮牌”更名为“金狮牌”。1946年，“金狮牌”又更名为“无敌牌”，取“打败天下无敌手”之意。1966年，为了避“四旧”之嫌，也为了让内外贸中英文商标名称统一，“无敌牌”改名为“蝴蝶牌”。1970、1980年代，谁家有一台蝴蝶牌或者蜜蜂牌缝纫机，那绝对是一件极有面子的事，它们也是嫁女最重要的嫁妆。
金星牌彩电是原上海电视机厂（现上海广电集团有限公司）的名牌产品，曾有相当高的好评和知名度。1978年，国家批准上海电视机厂引进全国第一条彩电生产线月，彩电生产线正式竣工，生产金星牌彩电。此后，金星作为上海市标志性产品，先后荣获国家各种荣誉。2000年，金星牌彩电在市场竞争中遭淘汰。2003年，金星牌彩电停产。
白玉牙膏是迄今为止在市场上销售的国产牙膏中历史最悠久的，已有近九十年的历史，由上海牙膏厂出产。其前身是创办于1912年的中国化学工业社。中国第一支牙膏——三星牌牙膏就是该厂生产的。1967年改为上海牙膏厂，它是中国牙膏工业的发源地。1950年代全国各地生产的名称不一的牙膏，大多是从上海牙膏厂得到的产品配方。
19世纪末、20世纪初，辣酱油的使用在上海从西餐推广到其他食品。上海西餐中的炸猪排、罗宋汤用到辣酱油。本地吃食，如生煎馒头、排骨年糕、干煎带鱼等有时也用辣酱油做蘸料。1933年，梅林罐头有限公司首先在上海生产辣酱油，使用梅林牌金盾商标;1960年，梅林罐头有限公司的辣酱油产品线移交泰康食品厂生产，更名为“上海辣酱油”，改用金鸡牌商标。泰康厂的金鸡牌1990年又改为泰康黄牌、泰康蓝牌两种。泰康辣酱油在上海仍在生产、销售。
沙利文饼干是1922年创建的美商沙利文糖果饼干股份有限公司出产的饼干品牌。沙利文公司主要生产经销糖果、饼干、面包等食品，在上海广受欢迎。1954年，沙利文公司更名为上海益民食品四厂。沙利文饼干大多更名为泰康饼干，继续受到市民欢迎。1997年，益民七厂等部分重组为上海冠生园益民食品有限公司，继续生产饼干糖果。
上海是中国乐器制造业的发源地，1895年创办的上海钢琴有限公司，是中国第一家钢琴制造企业。1916年，施特劳斯钢琴在上海注册商标。1958年，中国民族工业出品的第一架钢琴——施特劳斯牌钢琴在此诞生。1963年，公司主持起草并制定了中国第一部“钢琴行业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