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金传》，[英]汉弗莱·卡彭特著，牧冬译，戴故秋校，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2月出版，500页，118.00元
钱锺书有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托尔金如果听到这话，恐怕会深表赞同。
身为最知名的畅销小说《魔戒》的作者、现代奇幻文学的奠基人，托尔金生前一直反对为自己作传，他认为真正值得记录的只有他的作品，自己的生活与作品并无直接关系，也不重要。他说：“我并不愿写传记，因为这与我本性相悖，我渴望倾诉的最深感受，已写入神话传说。”他认为，只有自己笔下的“次创造”中洲世界是最真实的，哪怕是当下的全球大事都相对无足轻重，更别提不足为外人道的私人琐事了。
汉弗莱·卡彭特（Humphrey Carpenter）在写作之初，一一拜访托尔金的子女，请求他们允许自己为托尔金作传。他声明的理由是：如果不让我这个熟悉托尔金的人写传记，只怕还有更差劲的来写，对大家造成误导。这也是长期与托尔金合作的出版社社长雷纳·昂温（Rayner Unwin）担心的事情。事实上，托尔金生前已有一些对他生平的评论和记录问世，有些根本是无中生有、添油加醋，如果任由其传播开来，只怕会流毒无穷。
我们也看到，这种关于托尔金的“歪读”，乃至“六经注我”式的解读一直不鲜见。《魔戒》出版后，就有人强行解读为对冷战的寓言，后来又有人解读为对工业文明的全盘否定，更多的人认为这就是新时代的宗教布道书。近年来排外主义甚嚣尘上，甚至有人把阿拉贡向索隆大军冲锋的画面，用在反对移民的宣传海报上。在意大利举办的托尔金展览的开幕仪式上，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作了致辞，作为极右翼代表的她将《魔戒》奉为经典，正因为右翼认为书中那些霍比特人象征着“普罗大众”，在积极对抗外来移民、外来文化那些“黑暗势力”。而这些，都与托尔金的创作本意南辕北辙。
是的，我们必须撇清误解，了解最真实的托尔金。那么，为什么不能直接读他的作品，非要读他的传记呢？
当然，了解作者生平，一直是深入理解其创作意图的重要手段。但我认为，关于托尔金开创的奇幻文学门类，了解作者生平格外重要。
奇幻文学最重要的不同，就是生造出一个与日常生活截然不同的架空世界——亦即托尔金所说的“次创造”。这个世界并非完全天马行空，有一套自成逻辑的运行规则，还有相对能自圆其说的繁复设定。这一切都是为了一点：读者的沉浸感。
相信很多人都对彼得·杰克逊《魔戒》电影中的一幕记忆犹新：米纳斯提利斯遭遇敌军来袭，向盟友洛汗求救。在雄壮的配乐中，白色山脉上的一个个烽火台被点燃，仿佛整座山脉正在苏醒，迎来自己的战斗。我们忽然意识到，《魔戒》中最重要的主角不是阿拉贡，不是弗罗多，而是这片中洲大地本身，它有自己的生命。托尔金为每座山头、每条河流、每座城池起了不同的名字，背后有着数不清的故事传说，体现出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喜欢托尔金作品的读者，甚至不觉得在读一本小说。我们就像历史爱好者，来到一个陌生的仙境，先是迷醉于其中的风景和造物，随即忍不住要研究遗迹背后的历史，发掘地下埋藏的文物和宝藏。这个名字背后还有没有其他故事？这个设定有没有更多含义？一切问题追根溯源，最终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次创造”的缔造者托尔金。
所以，我们真的需要这样一本书：从中可以看到，在这个架空世界、这棵参天大树诞生的第一天起，托尔金是如何埋下种子、撒上水、盖上土的。
这本《托尔金传》是至今唯一一部由托尔金遗产基金会授权发行的官方传记作品。托尔金文学遗产执行人、最了解托尔金及其作品的克里斯托弗·托尔金（Christopher Tolkien），对本书严格把关，逐字逐句加以修改。而这本著作的独特之处还不止于此——作者卡彭特实在占尽了天时地利（当然，他自己的努力和天赋也很重要，他用了十八个月准备材料和撰写书稿，每天工作八至十个小时，有时一周工作六到七天，制作了几千份卡片）。这是一本成稿于1976年、初次发行于1977年的著作。当时很多托尔金的亲朋好友尚且健在，提供了大量关于他的一手回忆材料。而卡彭特的身份也不一般，他因为制作《霍比特人》儿童剧，与托尔金一家结下了友谊。正如他劝说托尔金家人接受自己为传记作者时所说的，“我对你父亲有点了解，而且我了解牛津，了解他生活的环境”。言下之意是：我是自己人，我写出来的传记不会让托尔金变得面目全非。这个理由显然打动了托尔金子女，卡彭特获得了前无古人、可能也是后无来者的一项特权：可以阅读关于托尔金及其家人的所有材料，哪怕最私密的部分也不例外。
这就让这本《托尔金传》获得了某种“原典”的地位。即便过去将近五十年，很多内容依然只有在本书中才能见到。我们看到几乎大多数涉及托尔金的传记著作和文章都会引用此书、讨论此书，甚至修正此书中的记录和观点。但无论此后的传记研究如何另辟蹊径，这本书依然是绕不开的一座大山。斯卡尔和哈蒙德（Scull & Hammond）编撰的《J.R.R.托尔金：参考与导读》（J.R.R. Tolkien: Companion and Guide）里，收入了篇幅浩大的“年谱”（Chronology），逐年详细记录精确到某一天的托尔金事迹，但有大量内容（特别是早期）依然是直接摘录卡彭特的传记。两位编者在评价这本传记记录的某条资料时说，关于其真实性和来源，我们也没有彻底搞清，但鉴于卡彭特可以看到托尔金的所有材料，就姑且以此为准吧！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卡彭特在托尔金去世后三年内就开始创作，由此获得了珍贵的原材料。但此书出版距今已近半个世纪，关于托尔金生平和作品的研究早已今非昔比。托尔金研究专家汤姆·希比（Tom Shippey）在2001年末为英国《卫报》推荐了十本托尔金读物，卡彭特的传记名列榜首，受到赞誉，但希比也说，这本书还“不完善”。在《〈霍比特人〉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Hobbit）一书的参考文献中，约翰·雷特里夫（John Rateliff）为卡彭特《托尔金传》条目偷偷加上了一句个人评价：“官方传记。一些细节上不准确，但过了三十年，在回顾托尔金一生这方面，依然未被超越。”
“不完善”“不准确”，都没说错。所以，在此书出版之后，诸多托尔金研究者尽己所能，加以补充完善。
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克里斯托弗·托尔金。他用了几乎半辈子潜心整理研究父亲的手稿，编撰而成的《中洲历史》（The History of Middle-earth）与《精灵宝钻》（The Silmarillion）等书甚至可以说推翻了对托尔金创作的既有认知，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他还协助卡彭特完成了《托尔金书信集》的编辑，协助雷特里夫完成了《〈霍比特人〉的历史》的撰写，这都是了解托尔金生平与创作的重要书籍。这本传记经过克里斯托弗严格把关，错误很少，但涉及托尔金创作《霍比特人》《魔戒》的历程时，却犯了不少错。严格说来，这不是卡彭特的错，而是因为克里斯托弗、雷特里夫尚未开始他们的研究。克里斯托弗还在其他著作的前言里指出了传记的相关错误，可算是传记最热心的“纠错人”。克里斯托弗能取得如此成绩，远非托尔金之子这个身份所能解释。托尔金形容他“倔强、自律，很像我”，真是知子莫若父。克里斯托弗抛弃牛津的教职，待在法国乡下几十年，几乎不接受媒体采访、不参与公开活动，也几乎不回复爱好者来信（和父亲形成鲜明反差），只做整理父亲遗著这一件事。据他人回忆，克里斯托弗编辑《中洲历史》最后一卷《中洲之民》（The People of the Middle-earth）时已七十多岁，仍然每天工作九至十个小时，不啻一位当代的隐修士，在他的缮写室中向我们徐徐展开中洲的宏伟画卷。
斯卡尔和哈蒙德夫妇对托尔金的生平研究也厥功至伟。上面提到的三大本《托尔金：参考与导读》，简直可以看作对卡彭特《托尔金传》的“最强注释”，他们编撰的《托尔金：艺术家与插画家》（J.R.R. Tolkien: Artist and Illustrator），也可以视为配合传记阅读的最佳绘图集，详细考订了托尔金画作与其生平、创作的关系。他们对资料的搜集之广泛、梳理之细致、考证之严谨，真是让人望洋兴叹，托尔金研究做到这种程度，几乎是至矣尽矣。作为《托尔金传》的译者，我愿向这对夫妇致以深切的敬意。
其他托尔金学者也做了深入的研究。约翰·加思发掘了托尔金青年时代的大量资料。汤姆·希比结合词源学研究，让我们更加认识到托尔金作品与他生活的联系。韦尔琳·弗利格对他文本的解读颇具洞见。卡彭特传记带给了我们“托尔金生活在男性同伴之中”这样的刻板印象，有些著作甚至试图修正这些内容，还以一个更为复杂和全面的托尔金形象。
这里无法一一列举这些精彩的研究。但我深刻感受到，卡彭特的传记如同一道经典名菜宫保鸡丁，在菜谱不断被传抄的过程中，历代大厨均对其有所改进，使之花样繁多、美味可口。如果我还是把原来那道菜不加改进端上来，只怕读者立马就要拍桌子。但我如果太过添油加醋，将其变成充满译者个人色彩的“创新融合菜”（或者如托尔金所说，“编辑路过的痕迹”太重了）甚至另一道菜“左宗棠鸡”，读者也要说这是挂羊头卖狗肉了。所以，我一方面冒“译者痕迹太重”之大不韪，添加了大量注释，利用各种原始资料、学者研究，对这部传记做出补充乃至修正，另一方面也尽可能筛选、控制注释内容，让注释严格围绕帮助理解本书、帮助理解托尔金本人及其作品而展开。我无意让注释成为枯燥的专业论文或猎奇的八卦小报，尽量在可读性和专业性之间做平衡。
事实上，本书注释除了挑错以外，还侧重于展现三个主题，也就是托尔金作为身处二十世纪新旧碰撞之际、身处现实与幻想激荡之中的作家，让大家感到迷惑、反复争鸣的几个问题。
容易被人忽略的是，托尔金在他所处的环境中，多少总是扮演“少数派”“外来者”的形象。托尔金自己也曾说：“我生于奥兰治自由邦，其实对于英格兰和英国文化总感觉是个异客。”
他出生在与英格兰远隔万里的南非奥兰治自由邦，在当地布尔人眼里，他和他父母属于一小撮“外侨”，身处英国殖民者的孤岛之上。可能他也没忘却自己殖民者子女的身份，一战爆发前就参加了军事训练，加入的正是只对生于殖民地的人开放的军营。他年轻时还为布尔战争辩护，虽然后来转变了观念。
童年时回到伯明翰，托尔金和母亲（还有弟弟）是新教大家庭中仅有的天主。大多数家人排斥他的母亲，想转变他的信仰，他和母亲过上颠沛流离、贫困潦倒的生活。
进了牛津大学，他是当时这个富人和贵族俱乐部里不多的穷学生之一。其父亚瑟当年在南非投资矿产，此后定期获得收益，这简直成了托尔金的救命稻草，其母以之支付孩子们的生活费。托尔金结婚前靦颜去找弗朗西斯神父，就是求他把这笔投资划在自己名下，他把投资的最后一笔收益用以支付妻子生下大儿子的医护费用。在T.C.B.S.（即The Tea Club, Barrovian Society，一译“茶社和巴罗社团”）中，他也是最穷的那个，因此也入伍最晚，侥幸逃过了索姆河战役中最为惨烈的阶段，这也是他在索姆河“绞肉机”中捡回一条命的重要原因。
不仅如此，在圣公会背景的牛津大学中，他也是不多的天主，虽然当时牛津的宗教氛围已经没那么浓厚，但他选择了埃克塞特学院（这个学院当时对天主的氛围相对宽容）、选择去圣阿洛伊修斯天主教堂、选择葬在伍尔弗科特公墓——这是他几乎唯一能做出的选择。
即使成为教授，托尔金也是众多一心只做学问的学者中，少数有志于小说创作的人，这在当时被认为不务正业，他也颇为忌讳。正因如此，他才和另一位同样“不务正业”的教授C.S.刘易斯惺惺相惜。他最骄傲的是被牛津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而且是基于对语文学的贡献，虽然这门学科正在被语言学所取代——说到。
